西藏独立运动

主条目：西藏历史

吐蕃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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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鲁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于7世纪初建立吐蕃，是藏族政权首次统一青藏高原，延续两百多年，鼎盛时期疆域囊括今中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康巴地区，天山以南新疆和云南西北部，尼泊尔、不丹全境，以及中亚和印度北部部分地区。吐蕃与同时期统治汉地的唐朝在军事上均为强国，双方时而友好，时而交战，直至9世纪两者均衰落下来。

吐蕃分裂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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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吐蕃分裂时期

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因反佛而被佛教僧人暗杀，其子云丹与俄松争夺王位。双方的支持者发生大规模交战，吐蕃大乱，不堪重负的农民起兵造反，最后演变为吐蕃臣民大反叛，蔓延到吐蕃全境。吐蕃遂变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无法再次统一，被称为吐蕃分裂时期。此时统治汉地的宋朝与分裂中的吐蕃有一定程度的交往。

各教派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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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巴与元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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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萨迦巴和元朝治藏历史

中国主张中原王朝对西藏进行直接管治的历史始于元朝[21]，元朝时期的西藏政教合一制趋于定型，逐步形成了政教权力的高度统一，便于蒙古人对西藏的统治和治理[22]，而且元朝在西藏设立了基层组织[23]。

1240年蒙古征服吐蕃（今西藏）。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召集拥护自己的各路蒙古宗王在开平府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举行例行的大汗选举仪式，宣布即蒙古大汗（大蒙古国皇帝）位。忽必烈建号“中统”，意即中原正统[24]，并将西藏萨迦派八思巴封为国师、中原法王。

1270年忽必烈将国师一职升级建立帝师制度，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辅助元朝国政，并设置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宣政院为专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兼管设立于吐蕃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吐蕃等处、吐蕃等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25]。萨迦派法王通过出任宣政院使统治西藏，被称为萨迦巴政权。宣政院亦派出萨迦本钦来管理西藏本地事务，通常由萨迦派法王提名并由元朝皇帝任命。

1271年12月，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宣布元朝为继承于三皇五帝、秦朝、汉朝、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北宋、金朝统治中原的正统王朝[26]。

1279年，元军攻入崖山，南宋灭亡。西藏同步与中原地区进行清查全国户口，建立驿站系统，并在卫藏地区划分十三万户行政区，十三万户上有三个元帅府。

元朝在西藏驻军和设立官府以保证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元朝在政治上控制了西藏的同时，在文化等层面也受到西藏很大的影响。藏传佛教在忽必烈的推崇下，在社会与政治上均有很高的地位。此外八思巴曾经根据忽必烈的要求，按照藏文字母的拼音方式创造了“八思巴文”，被作为国字颁行全国。不过，元朝中后期以来萨迦派受到止贡噶举派的挑战。

帕木竹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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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帕木竹巴

西藏的绛曲坚赞于1358年的元末时期彻底击败元朝支持下的萨迦巴政权，控制了卫藏的主要地区，被称为帕竹政权。同年，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帕竹政权正式取代了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绛曲坚赞在行政上推行宗谿制度，以十三个宗取代元朝的十三个万户。各宗设有宗本，由绛曲坚赞直接任免。宗谿制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藏自治区后才被废止。[27]

仁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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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仁蚌巴

1432年，扎巴坚赞过世，帕木竹巴逐渐被其大臣仁蚌巴架空。到后来，帕竹已经是形同傀儡，事实上完全无法影响西藏的政局。虽然帕竹的第悉称号一直保持到甘丹颇章政权建立的时候（1642年），但是，从仁蚌巴专权开始算起，一直到后来1565年藏巴王朝建立为止，通常称为“仁蚌巴统治时期”。

藏巴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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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藏巴汗

1565年，原本担任仁蚌巴手下官员的辛厦巴·才丹多吉起兵造反，先后占据香、八囊伦珠孜、帕日等宗管辖的地域。一年以后，辛厦巴的势力范围已囊括后藏的大部分地区，他因此自称为“藏巴加波”（“藏 ”即今日喀则一带；“加波”则是国王的意思），史称藏巴汗。

明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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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明朝与吐蕃关系史

明朝与吐蕃的关系存在争议。明朝对西藏的政权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对具有实权的势力均封为王。不过此政策是否代表当时的西藏为明朝的一部分，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接受明朝册封的其他诸王也不透过帕木竹巴政权而直接与明朝交往。但在明朝官员主持下，帕木竹巴还不得不向萨迦派移交萨迦寺。明朝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尽管从未在西藏派驻军队而且并无任何有行政权力的官吏。

尽管清朝官修的《明史·地理志》声称“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28]，但依照《明史》的结构来看，吐蕃并不是明帝国的一部分。明代朝野所绘地图常将吐蕃画在明帝国之外[29][30]，有学者认为是外国[31]，有学者认为是间接治理[32]，《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人谭其骧亦表示：“（明朝）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又表示明朝与吐蕃的关系远远赶不上元朝及清朝对西藏的关系[33]。但与唐朝相比，明朝和吐蕃没有发生大型战争，使明朝得以专注应付北方。

甘丹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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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甘丹颇章

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发兵灭亡藏巴汗政权，在青藏高原建立和硕特汗国，成为实际统治西藏的汗王和格鲁派的护教法王。固始汗面见了五世达赖喇嘛，将卫藏所得赋税全部贡献给后者。自此，西藏的教派纷争以格鲁派的胜利告终。五世达赖喇嘛在固始汗的支持下确定了其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其政权被称为甘丹颇章政权。

清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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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清朝治藏历史

1720年，清朝军队击败灭亡和硕特汗国并占领西藏的准噶尔汗国军队，史称驱准保藏。自1720年代以来，清朝开始在西藏地区驻军并设置驻藏大臣[32][34][35][36][37][3]。1751年乾隆帝颁布由领兵入藏的四川总督策楞制订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西藏建立噶厦政府（西藏的说法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建立噶厦政府，中国的说法是由乾隆帝建立[38][39]），长官为噶伦，秉承达赖喇嘛、驻藏大臣旨意办事。后来由平定廓尔喀的大军统帅福康安跟达赖与班禅等制订出的章程称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平等的权力。[40][3]到18世纪末清朝在西藏的权威达到顶峰，但随后由于自身的衰落而逐渐削弱。

光绪帝剥夺达赖喇嘛封号的公告迅速被藏民扯破

依据中英《烟台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在1885年11月给以马科雷为首的入藏使团成员颁发了护照，允许英人从印度到西藏进行考察。西藏政府认为这是英国入侵的前奏，不认为中国有权利给予他国派使节的许可，也不承认英国人有权利派使节前来，决议不允许英人入藏，导致了土鼠年战争。[4][41]1904年，英国军队从英属印度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年-1933年）逃离西藏。驻藏大臣有泰没有代表清政府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声称中国无权代表西藏签订有关条约，此举被认为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受到质疑[42][43]，中国学者廉湘民对此作出反驳[44]，因为清朝当时也不满条件，故有拒绝签字的其他动机。后来英国于1906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同意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而中国则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西藏僧俗1909年献给达赖喇嘛的金印

1909年12月21日，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受到西藏各界人士的欢迎。西藏僧俗捐资铸了一枚金印，献给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在重要文件与敕令上只盖此印，这是摆脱清朝皇帝名义统治的策略之一。[45]

1910年2月，钟颖统帅二千馀名清军抵藏，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清政府在1910年2月25日宣布罢免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加强了对西藏的镇压。1910年3月14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当时印度总督明图伯爵会面，要求英国依守《拉萨条约》，协助西藏与清政府交涉，但是明图遵照英国政府的指令加以婉拒。达赖也对明图表示不承认西藏没有参与的《中英藏印条约》与《中英续订藏印条约》[46][47][48][49][50]。

1912年清军撤离拉萨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边疆非汉族地方产生动荡和骚乱，军纪较差的驻藏清军也发生了内讧，当地局势混乱。1912年2月，清朝统治者发布退位诏书，宣布中华民国为其继承政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51]。但到3月原驻藏清军因攻击寺庙而与西藏民军开战，随后西藏宣布驱逐在藏满汉官员，而支持汉人的喇嘛和部分噶厦政府的人员都被杀害[52]。有学者指出西藏人民不愿意从效忠清朝统治者转而效忠新成立的民国政权[53]。

至1912年底原清朝驻藏大臣和驻藏清军全部离开西藏，史称第一次驱汉事件。此后北洋政府没有官员常驻西藏。

1912年至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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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华民国与西藏关系史

从1912年至1949年，西藏不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管治，但中国未放弃对西藏的主权声索，因故西藏虽然有了治权和政府，但并未获得大国的承认[54]。

西藏在清朝覆灭后与尼泊尔、不丹建立邦交，并与外蒙古相互承认独立，1913年通过《蒙藏条约》，“两国”关系正常化[5][55]。但当时的西藏噶厦或者是藏传佛教的神职人员都似乎从未对这一条约表示认可[56]，俄国政府则表示，身为布里亚特人，阿旺德尔智是俄国的臣民，因此他无法以达赖喇嘛代表的身份参与外交事务[57]。而《恰克图条约》中俄国仍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而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认为当时不属于独立国家的外蒙古没有资格承认西藏独立[58]，尼泊尔、不丹当时为英国的保护国，无外交权[59]。

西藏1912年发行的雪狮邮票

西藏1913年发行的藏钞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中国政府先后在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22日下达的《大总统袁世凯命令》和1914年5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中强调对西藏的主权，而非英国所说的宗主权。[60]10月28日，袁世凯下令恢复达赖喇嘛封号，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要求任何封号官位，他将在西藏进行政教的统治。[61]达赖喇嘛于2月13日发表圣地佛谕公告，宣布“藏区”独立。达赖喇嘛实行的新政包括首次发行纸币，发行雪狮邮票，建立现代邮政系统等。[62]

十三世达赖特使伦钦夏扎·班觉多吉、英印政府外交政务秘书亨利·麦克马洪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之西藏宣抚使陈贻范，于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夏扎·班觉多吉提出六项要求。主要内容有：（一）西藏独立。1906年在北京签订之中英条约无效。（二）划定中藏边界。其界线尽括青海全部及川边各地。（三）1893年暨1908年之藏印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四）中国不得派员驻藏。华商无西藏所发护照，不准入境。英国欲仿照蒙古分治的方法，将西藏分为自治的外藏和由中国管理的内藏，并使中国政府承认对西藏行使的只是宗主权而非主权。1914年7月西藏和英国签署了《西姆拉条约》，而北洋政府拒绝签署。[63]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1918年，达赖喇嘛正式颁布雪山狮子旗为西藏国旗，规定以后藏军也只能使用国旗。[64]

1927年5月，苏联通过外蒙古代表团与西藏政府谈判，试图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并曾于1928年派遣苏蒙联合代表团访问拉萨。1928年7月，南京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9月，流亡内地的九世班禅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1929年1月，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和国民政府建立了直接的政府联系。9月，十三世达赖决定主动与国民政府接触，国民政府代表官员奉使入藏。随后西藏政府在南京和北京等地设立办事处[65]。

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派黄慕松为致祭册封达赖专使。1月24日，西藏公推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为摄政。黄慕松在赶赴西藏的途中，西藏内部以龙厦·多吉次杰总司令为首的势力决定发动西藏独立，计划先暗杀自主派（反对外力变更西藏）首领泽墨（英语：Trimön），再派兵至都昌阻止国民政府势力入藏，但由于有人告密，龙厦被捕，挖去双眼终身监禁（龙厦事件），首席噶伦泽墨宣布服从十三世达赖遗训与中国和好。黄慕松在藏期间，噶伦公文以汉藏政府并称，说（中国与西藏）至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才产生汉藏檀越关系（英语：Patron and priest relationship）。[66]黄慕松完成中藏会谈后，建议国民政府协助班禅返藏（班禅于1937年12月病逝）、筹备西康省（1939年1月建省，省主席刘文辉）[67]。民国政府也派遣吴忠信率使团，参与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期间，两位西藏代表（右前）之前可以看到圆形版本的雪山狮子旗。最左发言者为圣雄甘地。

国民政府随后面临中共崛起与日本、苏联接连侵犯中国东北等内忧外患，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西藏事务，双方关系没有进一步的发展。1941年7月，国军计划开辟康印公路来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交通封锁，遭受藏军阻拦（康印公路事件[68]）。1942年7月6日，西藏宣布成立“外交局”[69]。当时的西藏政府已经与尼泊尔、不丹建立邦交，英国与苏联认为中国对西藏仅有宗主权，而非主权[5]。

1947年噶厦发给夏格巴·旺秋德丹的出国护照

1930年代，在康区发生了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即1932年的巴安事变、1935年的诺那事变和1939年的甘孜事变。[70][71]

尼泊尔是最早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之一。[72]1949年7月22日，在尼泊尔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顺序列举了与六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英国、西藏、法国、美国、印度、不丹。由于联合国要求申请加入的国家必须证明自身是主权独立的，其中一项要求，就是申请国须获得其它主权独立国家的承认。[73][74]

中共对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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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分离主义、中华联邦共和国和民族自决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表明不仅要解放中国，还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强调民族自决与自由联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国[75]。毛泽东宣布“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将一切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争取和团结到苏维埃的周围，以壮大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76]。

1934年中共通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其宪法大纲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承认各弱小民族有自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凡居住在中国的地区的，他们完全拥有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结果不如中共预期，西藏民族主义者并未如台湾[77]、朝鲜、东突厥斯坦、蒙古等分离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相反由于共产主义者将宗教视为鸦片，认为迷信破坏劳动者的阶级团结，软化了斗争意识，引起藏民的反感。苏联占领外蒙古后于1924年协助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权，并在苏联影响下对蒙古内部进行阶级革命与宗教审判，这类宗教迫害让西藏感到强烈不安，担忧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会渗透到西藏[78]，因此西藏民族主义者对于赤色革命相当拒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遗嘱中对于共产主义下西藏将要遭受苦难也做出说明[79]。

康区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协助下，1935年10月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1936年5月博巴人民共和国成立，二者均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和博巴人民共和国随之结束独立。

此段时期内，由于增税等问题，第九世班禅离开西藏，由此西藏全境被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噶厦控制。1949年9月解放军占领西宁，第十世班禅即派人同中共联系[80]，中共便利用班禅与达赖间的矛盾，拉拢班禅，孤立达赖喇嘛，以期达成“分而治之”的目标。日后张国华在其〈革命回忆录〉里毫不避讳的表示：“班禅返藏，那是代表著西藏爱国力量增强了”[81]。

从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大陆时期，英国一直希望西藏成为印度的屏障，不希望中国或俄国控制西藏。1934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政务由摄政热振活佛主持。热振活佛倾向国民政府，并成为后来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第一任经师。但在政治斗争中，热振活佛不敌其政敌，死于狱中，由达扎摄政主持政务，印度独立及中共建政后，对西藏构成政治冲击。

1949年7月，噶厦政府下令将中华民国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人员全数驱逐出境。由于驻藏办事处未经噶厦批准，因此藏方认为该单位并不具合法地位[82]。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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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藏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区域尚未及于西藏等西南地区，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同日班禅代表西藏人民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祝贺新中国诞生，并表示：“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得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仅代表全西藏人民，向钧座致上祟高无上的敬意，并矢拥护之忱”。毛泽东和朱德覆电：“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83]”。

195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司令部联合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昌都，藏军于10月21日投降，解放军俘虏了包括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军官和2600余名士兵，击毙4000千馀名西藏士兵（另一说击毙5700人[8]），同时对外宣称西藏和平解放。印度副总理瓦拉拜·帕特尔给尼赫鲁的信中：“中国政府试图以和平表白来欺骗和愚弄我们，我个人认为，所谓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说法在如此关键时刻，让我们的大使产生了梦幻般的信任。中国人无疑为了对西藏展开军事行动而在集中力量，我认为中国的行为是一种背信弃义”[84]。中共则强调：“解放西藏人民驱逐外国势力和影响，让西藏人民摆脱压迫，自由享受民族区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神圣义务”[85]。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国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其后解放军进驻西藏地区[10]。中国政府与达赖达成协议，在西藏暂不进行政治制度的变更，因此有台湾学者认为十七条协议正是一国两制的滥觞[86][87]。与此同时，中共在西藏周边的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份进行土地改革，包括鼓动藏族传统聚居区人民对藏族地主进行阶级斗争。达赖喇嘛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两天后毛泽东覆电祝贺，同日解放军进入拉萨[88]。

据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的记述，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后违背原有承诺向拉萨征用大半现有存粮，使拉萨面临前所未见的濒临饥荒边缘[89]，解放军张经武将军甚至向达赖喇嘛强索2万吨大麦，但噶厦政府表示已无能为力[90]，有关学者认为要不是印度即时出口稻米，西藏情况可能早就失控[91]，亦有说法认为周恩来、李维汉也承认把西藏粮食征收光了，民间私藏少数库存食物则被斗争运动挖光了[92]。195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西藏阿里的地方官员的信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又指出从1951年冬到1954冬，中方共开垦荒了“地61000亩，修水渠20000多米，收获粮食35万多公斤、土豆76万多公斤、蔬菜600多万公斤”，宣称缓解了物资供应危机[93]。

1953年开始，中共在邻近西藏的安多与康等藏人聚集地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过于激进，被认为是企图消灭当地的藏族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造成地方暴发反抗运动[94]:117。参与反抗的西藏人除了与解放军打游击战，也聚集到尚未施行土改的西部避难，造成后来反抗人士在拉萨大集合[95]。

1954年在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协助下，“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拉萨爱国妇女联谊会”等组织纷纷成立，有计划性的开始对当地人民进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同年，中共颁布宪法片面取消了原有《十七条协议》里的西藏特殊自治状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体化，并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设的行政管理部门以汉人主导行政事务，西藏代表遭架空成了挂名官员[96]。

1955年，第十六世噶玛巴活佛下令四大弟子夏玛巴仁波切、泰锡度仁波切、蒋贡康楚仁波切、嘉察仁波切逃往海外，十六世噶玛巴也于1959年2月4日率领160人出走不丹、锡金、印度。[97]

1956年，驻西藏十八军参谋长李觉、后勤部长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等人曾上报毛泽东建议：“西藏一团人费用等于驻内地三师人，劳民伤财；邻国印度独立不久，不可能威胁西藏”被毛泽东认定为“思想叛党”并冠上“有意夸大西藏地区艰苦”、“出卖祖国边疆”等罪名，遭到集体整肃，牵连400馀人[98]。夏季，中共在康区、安多等地推动政治改革与土地革命过于激进，密集对僧侣与寺院进行清算批斗引发民怨。西藏人民会议（西藏地下组织）组建游击队武装反抗，青海、甘肃、四川藏区也发起串联进行反抗。达赖喇嘛在参加印度释迦牟尼佛入寂2500周年仪式上，于德里与尼赫鲁[99]、周恩来[100]会谈中表明对近期西藏局势恶化的忧虑，并寻求政治避难[101]的可能。中共政府随即宣布延缓“民主改革”，同时撤除西藏部份中国官员，解放军则开始对“叛乱份子”进行清洗运动[102]。印度外交官事后质疑尼赫鲁当时无法认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心[103]。

中共在康区和安多地区积极推行改革结果导致情势恶化，1956年北京政府指出：“事实证明西藏上层人士只有少数人支持改革改造，多数人存有疑虑，多数群众也缺乏这种积极改革的要求。”中共政府同时宣布对西藏的改革延迟推行。同时公布〈停止进行民主改革的宣传提纲〉，并声言“人民解放军会对叛乱份子严惩不贷”“解放军会出手镇压”[102]。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范明（随后在反右运动中遭清洗）曾经自我检讨：“解放军军官与其他干部很普遍出现大汉民族沙文主义比较优越的感觉，对西藏落后感到厌恶，歧视西藏，歪曲西藏，不能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与传统风俗习惯，变得骄傲自大，具有特权思想[104]。”据称，中共也以袈裟颜色来侮辱出家人，如“黄秃驴”、“红贼秃”[94]:116。

李江琳表示，据中共官方内部文件，从1957年开始，青海省藏族人口因饥荒向外求援，中共部队却对藏族滥捕滥杀，导致双方关系紧张[105]。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标志

1958年6月16日，康巴地区各地反抗力量联合起来，在山南地区聚集了超过15,000人，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军，以武力反抗康区的改革。康巴人心理上认为卫藏与他们无关，他们是为保卫本土康区而战。四水六岗的成立是形成泛康巴身分认同的重要事件。[106][107]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青海展开武力平定，直到1959年5月主要战役结束后，解放军部份军队才纠正了“我们是解放藏民，不是消灭藏民”、“多打死，少捉活”等错误思想，与使用藏语说“站住！不要跑！”[108]。但亦有投降的藏军在交上所有武器后被要求听取“社会主义”的讲座，并且从解放军手上得到小量金钱后被释放回家的记载[109]。

1958年10月7日，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谈到：“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职业者45万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庙有3千多座，寺院并拥有庞大的土地、粮食、山林、牧场、现金与金银质法器、珠宝”1958年展开大跃进后，中共认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过“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财富，来解决资金缺口[110]。1958年，超过一万五千户藏族人跑到拉萨及其周围寻求庇护[111]。解放军武力控制西藏前，曾要求达赖喇嘛的大哥图登吉美诺布推翻达赖，加入他们。[112]

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华民国称为三月起义[113]），随后拉萨发生武装冲突，叶荫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获胜并公布战果一举击杀八万七千馀西藏人，解放军接著攻击拉萨大昭寺，击毁神像，由浮图中取出经典、圣物，浇上粪便秽物后丢入田野中[114]。中国共产党称其为“平息反革命叛乱”[115]。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拉萨事件在整个西藏进行“总决战”[116]。解放军展开了为期六年半的“平叛作战”（包含12场主要战役，如早期的拉萨战役、山南战役），动员超过23万5千人的地面部队（不含后勤与武装民兵），与三个空军师加二个空军独立团。毛泽东并指示解放军在西藏当地练兵，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总参、总政、总后与各级军事学校都派员当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促使解放军建立了完整的后勤网、跨区指挥系统。由于中共在朝鲜战争中缺乏空军立体作战的实力，因此充分利用青藏高原上空进行空军演练，以杜-2、杜-4、伊尔-28轰炸机来创造大规模的杀伤力[117]。达赖喇嘛与其125名精锐护卫在离开罗布林卡后，最初并没有打算到印度[118]，而是在隆子县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镇压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后大约有8万藏民逃至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119]。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谈判破裂后，3月19日，解放军开始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实施轰炸[来源请求]、炮击，共持续四天。中共发表达赖喇嘛的信件声明：“达赖与此次的暴动无关，达赖是遭暴徒劫持到印度”。4月18日，达赖发表声明，指责中共未遵守十七点协议，不断干涉西藏政局，并将大批僧侣送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筑路，也表示到印度是出于自愿[120]。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了解散西藏政府的命令，并由原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履行西藏政府职责。第14世达赖喇嘛随后于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周恩来表示“西藏反抗的行为是自取灭亡的，创造了推动民主改革的有利条件”。6月，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双减”[121]，扩大军事控制与清算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计划地搜查每一户“反动分子”，并将他们的财产充公，一部份遭到公开枪决，喇嘛则送到有中国古拉格之称的劳改集中营[122]。据班禅喇嘛宣称，中共在进入西藏后于迪康寺等寺庙对每位僧人都“配个女人[123]”，强迫僧侣与民女、比丘尼性交来“破除迷信还俗”，有些官员更认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使广大僧尼获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权，自愿回家还俗”[124]。

班禅喇嘛在青海视查后，宣称他发现西藏人民“穷到连碗都没有”[125]，他也认为毛泽东式的批斗太过残酷，被批斗的西藏人民并没有犯下太严重的过错，却被捏造了许多毫无根据的罪行，一开始大吼狂踢、拔发拧肉，接著以金属、棍棒毒打，不少藏族人当场七孔流血、四肢残废，有人甚至忍受不了凌虐被迫投河自杀[126]。

1962年，班禅向中央提出“七万言书[127]”：“关于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绩、缺点、分析改进意见书”其意见书得到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的认同，但中共却以此为批斗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上表示：“班禅有计划的进行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活动[128]”开展对西藏的整肃斗争，指责班禅喇嘛是“从事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谢富治：“班禅代表西藏已经被打倒的农奴主阶级，组织反革命集团...”[129]。红卫兵也把前“农奴”带到批斗大会现场，“揭发了”班禅农奴主“剥削人民的血泪劣迹”[130]，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不是夸大就是捏造，这些罪名在1988年获得平反[131]。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施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错误强迫藏族放弃传统畜牧业与青稞作物，改种不适合西藏高原种植的小麦，导致饥荒，大批西藏人民沦落四川乞讨。西藏实行人民公社后，所有生产成果归为共产党干部管制，导致西藏人民过著比以前更困苦的生活，因而集体怠耕怠工抵制。中共则呼吁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意识型态斗争，抓紧马克思主义打破宗教枷锁[132]西藏史学者茨仁夏加认为中共一时间不明白为甚么汉人没有因为大跃进哀鸿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数民族为何会发生大规模暴动[133]，又认为哈萨克人、维吾尔族人（也发生暴动，中共为此封锁边界）、西藏人也无法理解为何汉人在面临饥荒与迫害时不进行反抗（据《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记述，民间的零星反抗很广泛，但因中共高度的人身控制以及对现代通讯手段的垄断，使得任何自发的集体反抗行为很难发生，以致民众的反抗与中国历代相比的确要弱小得多[134]）。茨仁夏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均富理想是一场骗局，因为共党所承诺经济社会上的正义平等，早期确实吸引许多藏人的支持，但最终中共剥夺了个人的土地与牲畜财产，实行公有化，同时摧毁旧有的经济制度与私人财产、粮食生产，全权由共党接管，导致周期性饥荒，连最穷的农奴都了解这是一场骗局[135]。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倾共立场明确的班禅遭红卫兵抄家毒打，监禁在秦城监狱（1968年至1977年，毛泽东去世后获释）。1966年、1967年，由汉人主导的西藏文革（英语：Red Guards in Tibet）两大造反派成立[136]，以“保皇有罪，造反有理”开始对西藏进行阶级清算与屠杀。1967年4月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已超过两万人，开始在市区进行巷战，解放军西藏军区张国华将军不敌攻势，紧急逃往四川（直到1967年10月才返回西藏）[137]，7月22日江青下令“文攻武卫” ，西藏两大造反派展开真枪实弹的武斗。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1975年，整肃西藏到达巅峰，当年超过五万民喇嘛被送入营改集中营。1978年，班禅“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党、反人民、阴谋叛国的罪行”，其重要亲信恩久·洛桑群培（班禅经师，死于1974年）、顿吉·索朗多吉（死于1977年）、詹东·计晋美（死于1978年）未能熬过文革，进一步削弱日后中共对西藏的影响力。曾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邦达多吉也因“组织叛乱”、“反对改革”等“罪行”于1974年遭斗死。亦有文字记载文革期间有大量无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统性屠杀，导致人口锐减[138]。

有学者指出在中共统治西藏的前20年间，西藏有六千座传统寺院遭摧毁；中国学者李江琳认为当时藏族的人口减少近乎“种族灭绝”[139]。亦有学者认为"种族屠杀"的指责是夸大的说法（见“统计与相关争议”）。

中共官方曾总结西藏“四大资源优势”：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全国最大林区之一、世界屋脊旅游胜地，矿藏非常丰富。学者郑重言认为藏人并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贡觉县为例，每人每年粮食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140]。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间对西藏提供财政补贴，在西藏兴建大量被视为不切实际的设施和工厂等投资，当中包括浪费1500万元的玻璃厂和化肥厂、挖不出煤的向阳煤矿，“盲目上马又下马”且浪费2000多万元的墨脱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间与1965年相比，西藏的粮食产量由29万吨增加到47万吨，牲畜头数也从1701万增加到2180万，修建的公路﹑机场﹑输油管被指为西藏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时，发现藏农牧的生活水平较之土地改革前并无显著改善，愤怒地质问前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中央给西藏的钱都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啦？”[58]。

毛泽东去世后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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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在怀仁堂事变中被逮捕，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1979年8月，达赖喇嘛胞兄土登晋美诺布率领五人访问团前往西藏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访问，并与北京当局建立接触。1980年又有两次同性质的访问。1981年，北京当局发现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心目中仍保有某种景仰，于是取消了第四次访问[141]:138。

1980年5月胡耀邦去西藏后表示：“搞得你们相当穷，底子差，交通困难，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较低[142][143]”。9月，班禅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指出：“中国应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不该把民族服饰当成黑衣黑饰来批”。随后修复一部分寺庙，解除部份宗教禁令，并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札什伦布寺、哲蚌寺、萨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列为全国或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4][145]。

1980年6月，西藏自治区委发出《在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的通知》，对1970年以来农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反动富农”给予平反。并退回部分“非法占用的寺庙和宗教人士的财产”。7月，恩久·洛桑群培、顿吉·索朗多吉、詹东·计晋美获得平反[146]。

据班禅喇嘛记述，在毛泽东死后，他本人对于北京当局的统治手法仍感到不满：“中共要求果洛地区的藏族死者亲属在尸体坑上跳舞庆祝消灭叛匪[123]”他亦表示最让自己痛苦的是北京当局禁止藏人为一般已故的亡者超度，按当地的习俗是对先人的不敬或无情。许多藏族群众见到班禅喇嘛在藏区视察总会流泪哀呼：“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勿使佛教灭亡”[147]。

从1980年至1983年，北京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宣称拨款545万元修复西藏各地寺庙，在1986年资助专款600多万元以及黄金50407.6克维修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到1989年完工，工程总耗资1000多万元。1989年，北京政府做出了“保护大师法体﹐修建灵塔祀殿﹐寻访转世灵童”三项决定。第二年﹐中共拨出专款6406万元﹐黄金614公斤，白银275.022公斤，以及其他所需材料，修建班禅灵塔，1990年9月20日奠基开工，于1993年修成并取名为“释颂南捷”。大殿总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高为35.255米﹐为钢筋水泥柜架结构﹐用花岗岩石砌成。灵塔面积为253平方米﹐塔高11.55米﹐塔身全部用0.5-0.8毫米厚，纯度为99.01金皮包裹，遍镶珠宝，共有珠宝6794个﹐宝石袋868个。另外，从60年代起先后拨款维修，于1984年至1988年，北京国家文物局从本单位和北京、河南﹑四川等8个省文物单位抽调高级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共34名，协同西藏文物专家一起对布达拉宫进行勘察﹐形成了重建布达拉宫的总设计方案，于1989年，中共中央拨专款5300万元进行抢险维修并在该年开始动工，于1994年竣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先后拨出3.4亿元，维修及修复了千馀座遭西藏文革摧毁的寺庙，以及拉萨大小清真寺﹑芒康的天主教堂和一批苯教寺庙，1982年至1996年间﹐北京国务院确定了哲蚌寺、桑耶寺等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8]。

据传闻，1980年解放军驻西藏独立第52团所属汽车营里约60-70人叛变，与当地牧民一同袭击中共林芝县委会（林芝事件），并夺取大量枪械，使其西藏游击队更为壮大[149]。

1983年西藏发生示威游行与骚乱，据西方学者记载，至少有三千人被捕，多数人于8-11月间遭处死[150]。

1985年9月1日，中共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中共中央下令恢复西藏部份寺院的佛教活动。8月9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中共将装饰数以千计的僧寺和寺庙用的无价宗教雕像、塑像、圣经掠夺一空，送往内地。按记录我们有五千七百个僧院和五百座寺庙遭摧毁，其中损失最大且无法弥补的是古梵文、巴利文及藏经被中共摧毁殆尽[151]”。而班禅在《七万言书》里写道在西藏有各类寺庙二千五百馀座，民主改革后仅剩七十馀座[152]。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1958年则谈到西藏三区有3929座藏传佛教寺院，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约五千多座藏传佛教大小寺院[153]。

台湾历史学者、异议人士施朝晖指出十四世达赖喇嘛曾多次要求中共进行和谈实现真正的“自治”，中共北京当局一盖不松口，1987-1989年西藏地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指挥部队展开“大屠杀”与种种非人道的打压。

[154]

1987年拉萨发生流血冲突，美国国会于1987年6月18日通过西藏人权受到中共迫害的决议案，认为中共以军事手段统治西藏侵害人权，监禁西藏人民的黑牢缺乏食物，导致许多人活活饿死[155]。因为联合国“反虐待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可耻的刑罚或处置公约”于1987年6月生效，西藏血腥事件引起欧洲议会的注意，通过“即刻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人宗教自由与文化自治之权”，并认同达赖喇嘛所提的“五点和平计划”是解决问题的基础[141]:125-126。1987年10月，西藏再次发生两次暴动与军事镇压。1988年3月，又发生反共运动[156]。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获邀至欧洲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建议（Discours Strasbourg）。

1989年3月5日，西藏再次发生反共暴动，双方冲突过程激烈，北京当局总理李鹏于3月7日发布西藏戒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建交后，由于欧洲议会打算以民意机构发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因此在1989年3月16日的欧洲议会会期中，通过“强烈谴责北京在西藏首府暴力镇压行动，尤其是使用武器，并要求解除戒严”决议，北京驻欧大使刘山向欧洲议会会长抗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认为欧体企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141]:134-138。1989年接著又爆发六四天安门事件，使得欧洲议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尊重人权为维系双边贸易之先决条件”。1990年5月1日，北京当局解除拉萨戒严。1991年3月，西藏流亡政府表示由于中国（中共）领导阶层的闭塞和反对，斯特拉斯堡建议已经无效。[157]

1995年5月，被达赖喇嘛指认为第十一世班禅的更登确吉尼玛据传遭中共软禁，至今下落不明，中共另立一人为第十一世班禅。有人权组织称他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158]

1999年12月，14岁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从西藏出走印度（他被达赖喇嘛和中共政府共同承认为转世活佛）。[159]他于2014年表示全力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使藏人真正自治。[160]

自1980年代起，北京政府创办了北京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在西藏各寺庙开办学经班，设立藏文印经院并出版各种宗教典籍、研究著作和学校教材[144]。中共官方表示：西藏青壮年的文盲率从旧西藏高达95%，到1990年为止西藏教育水平属全中国最低，2013年文盲下降到0.8%。从1985年开始，西藏实施对接受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农牧民子女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先后12次提高补助标准，惠及51.04万人，但有资料显示仍有三分之一西藏儿童没受过教育与医疗[161]。2007年，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9年免费义务教育，2012年又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至2013年间，西藏地区共有14种藏文杂志、10种藏文报纸，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开办有42个藏语（包括康巴语）节目、栏目，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每天播音达21小时，并在新闻媒体与教学内容中加入了许多被指用来强化对达赖喇嘛辩证看待的“爱国教育”内容[162]。西藏人均寿命从1951年的35.5岁提高到2013年的68.17岁[163]。北京官方政府亦花费巨款去支持西藏的经济和文化，并宣称西藏政府百分之九十靠中央政府拨款，因为西藏人生活水平、医疗水平低，所以中国政府派了大量的汉族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文化工作者、医疗卫生人员到西藏支援建设，建造学校、院等基础设施，并为藏语创造大量藏文科技词汇，在学校用藏语教学。”。美国国务院也同样表示藏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被提高，亦指出北京政府以大量补贴资助发展西藏的经济[164]。

根据中共学者记载，从五十年代初至1997年，中央政府共向西藏投入400多亿元；1959年至1996年调运进藏物资674万吨，其中商业物资110万吨，粮食130万吨，石油148万吨[165]。有西方学者亦指出，中共政府每年会给予西藏一定金额的补贴，单在1997年，中共中央就给予了四亿六千万美元的补贴资助[166]。

目前北京当局对西藏流亡政府采取“拖延”政策，期望在达赖喇嘛圆寂后流亡藏族群龙无首“西藏问题”自然解决。但许多人提出警告，如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海外西藏流亡人士对于达赖喇嘛的温和政策已出现分歧，一旦体认到达赖争取与北京谈话的努力破灭，新生代可能采取激进方式推翻中国在西藏的统治。”赵紫阳前秘书鲍彤：“达赖喇嘛在流亡藏人社会中仍具有强大的威信，中国应把握达赖喇嘛有生之年的机会，否则未来后果不堪”流亡达兰萨拉的次旺顿珠：“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将会爆炸[167]。”

归属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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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1905年）公布的大清帝国全图

清朝乾隆帝时编纂的《大清会典》明确把西藏列入中国版图[168]。嘉庆帝时重修《大清一统志》把西藏列入外藩，与喀尔喀、青海等并列[169]。曾经在清末秘密游历西藏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认为西藏是“受支那保护的属国”。[170]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者通常把西藏并入中原王朝的年代定于18世纪的清朝，明代以前两者的关系并非同一个“政治实体”，而是类似今天美国的联邦制[1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称“中国从元朝开始不间断的统治西藏”[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认同的说法是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是东方独特的中华帝国同帝国辖属的一个内藩间的关系[172]。中国宗教民族研究学者牙含章在著作《达赖喇嘛传》里，把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视为“宗主国”或“藩属”，称除西藏之外，越南、朝鲜、外蒙古和清朝之间都存在著若有若无的关系，无法以现代外交观分清究竟是独立国还是联邦[173]。但是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清朝即在国际法的精神下多次与俄国签订条约，划分包括东三省、外蒙古在内的中俄北方边界[174]。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建立总理衙门与其它各国实现平等外交，并与英法等国划分中国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等处边界[175][176]。1904年英国远征西藏后，清朝坚决拒绝英国方面以宗主权来描述中藏关系，从1905年开始在国际上明确宣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对内积极加强对西藏的治理[177]。晚清官员、学者屠寄所著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学部审定发行的《中国地理教科书》对当时的中国地理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其“中国总论”一节中将清末中国总分为五大区：内地（京畿及十八省）、关东（三省）、西域（新疆省）、北藩（内外蒙古）、西藩（青海西藏）[178][179][180]。

支持西藏独立的中国流亡人士曹长青认为，历史图片显示，第五世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同席而坐，不存在高低之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见慈禧太后时也是平起平坐，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一部份的说法“根本证据不足”[173]。美国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英语：Elliot Sperling）教授则认为“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地位逐渐增强，到了十八世纪末，西藏在清帝国内部的附属地位已无可争议”。他同时指出十九世纪清朝在西藏的权威逐渐衰弱，但其权威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181]。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王力雄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面见慈禧太后单腿跪拜是“让其受尽屈辱的单一事件，过去不仅不曾跪拜，皇帝还亲自出城迎接”[182]。他认为“应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称十三世纪的元朝”[183]。